哈贝马斯曾说，在他们这一代人中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大的思想家。对福柯思想地位的这一高度评价，已经为福柯去世十多年以来，福柯思想研究的活跃状况所证明。对福柯思想的研究，不仅没有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逐渐归于沉寂，相反，却出现了许多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。一方面，诸如德勒兹（GillesDeleuze）、伯努尔（JamesBernauer）等人对福柯理论的重构与发展，已经超越了当年德雷福斯和拉比诺（DreyfusandRabinow）对福柯理论的阐述，这些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福柯的思想倾向和一些基本观念的认识。特别是德勒兹对福柯著作的卓越分析，为理解发展福柯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。另一方面，有许多学者沿着福柯业已开辟的方向，进一步发展了福柯的许多重要论述，如煌煌数卷的《私人生活史》（福柯已经成为心态史领域最常被提到的几位学者之一），福柯生前助手埃瓦尔德（FrancoisEwald）对国家、法律的研究，以《经济与社会》杂志为核心的许多学者对治理术的研究等等。这些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，它们不再像以往的一些福柯研究那样围绕一些似是而非的主题（诸如“人之死”）纠缠不休，而是在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的层面，将福柯的工作推向深入。福柯研究的这两个方面，表明福柯的思想具有不可低估的巨大潜力。而对于福柯研究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解读福柯的文本（这一点恰恰是福柯本人最反对的），而是要发展福柯著作中的多样性和可能性，从而继续福柯的思想探索。
有一点常见误解，认为福柯晚期的思想是转向一种自我的伦理学，一种有关主体的理论。这种说法没有充分认识到在《性史》的第二卷（《快乐的享用》）和第三卷（《自我的爱护》）中的研究和福柯以往对知识与权力的分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。
福柯本人曾经解释这种转向与以前的权力－知识理论的关系：“如果想分析西方社会的主体系谱学，那就必须不仅考虑支配技术，而且必须考虑自我技术。可以说，必须考虑这两种技术的互动关系，因为人支配人的技术需要借助于个人对自己采取行动的方式。”
福柯尤其强调其系谱学的研究，这位被誉为“20世纪法兰西的尼采”的思想家极力推崇尼采的发现，并认为系谱学研究可以有三个领域：“第一，有关我们自身与真理关系的历史本体论，通过它，我们把自己变成知识主体；第二，有关我们自身与权力领域关系的历史本体论，通过它，我们把自己变成作用于他人的主体；第三，有关伦理学的历史本体论，通过它，我们把自己变成道德代理人。所以，系谱学可能有三个轴心，在《疯癫与文明》中三个轴心并存，但有些混淆；《临床医学的诞生》和《词与物》研究的真理轴心，《规训与惩罚》研究的是权力轴心，《性史》研究伦理轴心。”我们不妨把这些话视为福柯对自身思想进程的一个描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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